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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多處錯保險柜被撬不立案 一科企遭不解辦案

本刊記者 佟威  薛京

        高印昌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公司的門和保險箱被撬后,他和員工多次撥打110報警,警察卻拒不出警;好不容易出警后,警方卻連筆錄都沒給他們做;他們堅持找派出所報警,卻收到了不立案通知。同樣令高印昌不解的是,兩天后,公安部門才要求補充受案材料,而與此案相關聯的民事案件,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法院(下稱“新華區法院”)的判決中,竟然出現多處筆誤,并在判決6日后,又主動做出了一份民事裁定書。這一切,讓高印昌一頭霧水。


(記者來到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法院采訪)

       企業保險柜被撬,公安分局驚現不解操作

       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上午八點半,河北梓璽恒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梓璽恒基”)員工上班時發現,原來的鑰匙已打不開辦公室的門鎖,經查,門鎖是被人撬后更換了新鎖。

       梓璽恒基辦公室的劉主任迅速向公司上報,穩妥考量后,于11時左右撥打了110報警電話,但警察接警后,石家莊市公安局新華分局寧安路派出所遲遲不出警,并電話告知梓璽恒基員工和物業公司、開鎖公司一道打開房門,看看丟失貴重物品沒有,如果沒有丟失貴重物品就不出警了。

       在物業和開鎖公司的幫助下,劉主任打開辦公室門鎖后發現,文件柜及保險柜鎖被撬開,柜內的幾個公司印章、營業執照、財務賬簿,銀行優盾、銀行密碼單、空白增值稅專用發票22份(內有6張增值稅專用發票)、公司合同、房屋押金條等機密物品被盜走。

       公司員工和負責人又多次撥打報警電話,寧安路派出所民警才出了現場,但看了一圈并拍了幾張照片之后,就草草收隊了。

        梓璽恒基法人高印昌對此非常不解,對于這種損壞公私財物和公然盜竊的行為,公安部門為何置之不理呢?高印昌多次找寧安路派出所副所長和辦案民警張某軍,寧安路派出所才在案件發生4天后的下午給梓璽恒基員工做了筆錄。但更令人不解的操作還在后面。

        在梓璽恒基的不斷追蹤下,寧安路派出所在2018年2月7日出具了新公(寧)不立字[2018]003號《不予立案通知書》,而此時派出所還沒有對梓璽恒基的報警進行受案,在高印昌不斷反映的情況下,寧安路派出所才在2月9日補簽了《受案回執》。


(石家莊市公安局新華分局寧安路派出所先出的不立案通知和后補的受案回執)

       據劉主任描述:事件的起因是公司因為發展的需要,負責人高印昌打算引進資金和技術,對原有的股權結構和注冊資本進行變更,導致原股東祝某(占股40.5%)的不滿。祝某因此強行破壞公司的保險柜等財物,拿走公章、執照等資料,以阻止股東決議和公司的發展。而祝某作為股東未有過一分錢的實際出資。祝某通過私下關系與新華分局和寧安路派出所的領導暗中操作,使我公司在公章失竊后一直無法立案,即使在警察知道此事之后,公章等材料依然在祝某手里長達三四個月,使公司合同無法簽訂,正常業務無法進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為何梓璽恒基的公章和執照等材料在祝某手里長達三四個月公安部門都未作處理、保險柜被撬也不予立案呢?

       記者調查:多方聯系祝某無果,辦案警官敷衍塞責

       劉主任指出:在公司公章等被盜以后,尤其是公安局介入后,應該將公章等資料交由派出所保存,而不應該放在祝某那里,否則公司的業務就徹底癱瘓了。祝某與高印昌的矛盾是因為合資開公司后的認繳資金引起的,股東高印昌至2018年3月8日已陸續繳納了2,617,922.17元,但作為公司第二大股東的祝某沒有向公司投資過一分錢。在對公司重要資料實施盜竊后,祝某還與公安部門暗中操作,對她的違法行為進行搪塞。

        據了解,高印昌對公司保險柜被撬和重要資料遺失后寧安路派出所不立案的結果,又向石家莊市公安局新華分局進行了復議,向石家莊市公安局也進行了復核,并且到新華區人民檢察院申請了立案監督,但都以不立案的結果告終。

       高印昌對此十分不解:“公司的認繳資金屬于經濟糾紛這我理解,但是她(祝某)砸柜子、撬保險柜這種損壞公私財物和盜竊的行為就沒人管了嗎?以公司的重要材料威脅逼迫我給她錢就無處說理了嗎?那是不是有了經濟糾紛,殺人也不犯法了?經濟糾紛導致的刑事犯罪就不屬于犯罪了?”

        9月10日,記者來到石家莊市公安局新華分局,了解關于梓璽恒基公司保險柜被撬等相關案件的偵查程序問題,為何會出現先不立案后受案的情況,負責宣傳的謝玲(音)警官在門衛室對記者表示:我們接受采訪要經過市局(石家莊市公安局)的同意,市局同意了我們才能接受采訪。

       記者當面撥通了石家莊市公安局主管宣傳的領導的電話,在征得市局領導的同意后將電話交給了謝玲(音),市局指示:按照正常流程和規定,積極配合記者采訪。但剛放下電話,謝警官又稱:光市局領導同意也不行,還得經我們分局領導的同意。隨后留下了記者電話,說匯報后會聯系記者。

       一個多月后,截至記者發稿,未收到謝警官的任何答復。


(記者來到石家莊市公安局新華分局采訪)

       為還原梓璽恒基保險柜被撬事件,記者多日、多次設法聯系祝某,但祝某的電話除第一次響鈴無人接聽外,后面一直處于“通話中”的狀態。后經多方尋找,記者撥通了祝某代理律師的電話,律師轉達說:祝某不愿接受采訪。 

       2018年4月20日,為了公司能夠正常運轉,被逼無奈的高印昌與祝某簽訂了協議,以120萬元的價格回購了祝某40.5%的股權,這樣才拿回了公章、執照等一批公司重要材料,使公司恢復了運營。

       法院判決驚現多處筆誤,副院長答復杳無音訊

       在高印昌與祝某簽訂協議履行后,雙方又因30萬元尾款產生了糾紛。祝某一紙訴狀將高印昌告上了法庭,并提出除支付30萬元股權轉讓款之外,再支付50萬元的違約金。

        而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法院在受理了祝某的訴訟請求后,竟然作出了一份令人詫異的判決,并在6日后補充了一份民事裁定書。判決中驚現多處筆誤,但該筆誤不是單純的錯字,而是改變了案件所涉訴訟請求、所要表達的原意和賠償金的數額。

       2019年7月25日,新華區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05民初3895號】判決:被告高印昌給付祝某股權轉讓款30萬元、違約金10萬元,加倍支付延遲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受理費5900元由高印昌負擔。

       隨后,在2019年7月31日,新華區法院又補充了【(2018)冀0105民初3895號】民事裁定書:判決書第六頁第十五行、第十六行“被告已按照2018年4月20日協議約定給付原告90萬元股權轉讓款”有筆誤,應為“被告已按照2018年4月20日協議約定給付原告20萬元股權轉讓款”;第二十四行、第二十五行“但被告未按照約定給付剩余30萬元轉讓款”有筆誤,應為“但被告未按照約定給付轉讓款”;第七頁第十四行“被告在簽訂協議后已履行90萬元給付義務”有筆誤,應為“被告在簽訂協議后已履行20萬元給付義務”;第七頁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行“協議約定轉讓價格120萬元,被告已給付90萬元,現原告要求被告給付剩余30萬元符合雙方的約定,對原告該項訴訟請求應支持”有筆誤,應為“協議約定轉讓價格120萬元,被告應于2018年10月15日前給付30萬元,因被告未按照約定于2018年10月15日前給付30萬元,現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協議約定給付該筆30萬元符合雙方約定,對原告該項訴訟請求應支持”。

(新華區人民法院后補的民事裁定書)

        為何一份判決竟然多處出現與事實不符并且改變原意的內容?為此,記者在9月10日來到了新華區人民法院了解情況,但從法院的安檢人員到辦公室工作人員,都對記者發出了一連串疑問:“誰讓你來的?”“你來干什么?”記者只得一一答復,稱是正常的采訪工作。

        在經歷了許多波折后,記者終于見到了新華區人民法院分管民事的王姓副院長,王院長在對記者提出的問題做了記錄以后,留下了記者的電話,稱會在了解情況后及時給記者答復。但截至發稿,已經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記者并未收到來自新華區法院的任何信息。

        司法本應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應該是嚴謹和嚴肅的,但這里相關部門個別工作人員視司法如兒戲,著實讓人不解。而有關部門消極敷衍媒體監督,致使一個并不復雜的案子迷霧重重、人為復雜化,更極不可取。

       對于本案的進展,本刊將保持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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