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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間密談?云南串通投標案重審再現疑云

        2017年2月,記者為了查清云南穆德明案件的背景資料,曾趕赴云南進行了實地采訪,并以《云南一串通投標案遭西南政法四刑法學家質疑》為題進行了詳細報道。當時,著名刑法學專家、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孫長永、梅傳強、石經海、潘金貴等,經論證出具了《專家論證法律意見書》,認為駱義銘、穆德明不構成犯罪。
 
        2018年2月,一年過去了,穆德明向媒體反饋情況,氣憤地告訴《法律與生活》記者,“鎮雄縣法院一審判決駱義銘、穆德明有罪;昭通市中級法院二審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鎮雄法院重審。重審法院雖將偽造的證據以及彝良縣檢察院在偵查階段獲得的駱義銘、穆德明等人的所有供述和自書材料認定為非法證據并予排除,但令人震驚的是,審判人員居然與公訴方聯手對付控告人和辯護人,最終在沒有新的事實和證據的情況下堅持了原判,難道這不是對二審的嘲弄嗎?!”
 
        穆德明強調,“更讓人震驚的是,二審承辦游法官是游檢察官的親哥哥,而游檢察官非本案公訴人,但游法官卻允許他全程參加庭前會議并代表公訴人發言,還在無法應對被告人和辯護人依法提出的請求后,與游檢察官、公訴人密談如何對付被告人和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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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德明向記者講述自己的遭遇)

       “彝良檢察院越權辦案”

       眉頭緊蹙、腰已彎駝,46歲的穆德明顯然比實際年齡蒼老了許多。
 
        “本案的起因是一次招標。”穆德明痛苦地說。

       據穆德明等人的投訴材料顯示,2013年11月,云南省彝良縣教育局委托某招標代理公司就某招標項目向社會公開招標。本次招標共有4家公司報名參加,2014年1月16日,該項目在彝良縣政務管理局開標。穆德明作為某招標代理公司在該項目的負責人,具體承辦招標代理業務。駱義銘作為彝良縣政務管理局局長負責該項目開標工作。陳修善、陳鵬群作為投標公司的人員參與了該項目的投標,彝良縣教育局副局長袁某作為招標人代表參與了該項目評標工作。
 
        陳修善負責的公司給了駱義銘2.5萬元,委托他支付評標專家評審費。駱給了4位評標專家每人0.2萬元,剩余1.7萬元未與陳結算。開標當日,穆德明在9名評標專家剛打完分還未進行統分時,恰好看見駱在開標辦公室門口,在事先沒有商量的情況下,將自己了解到的評標專家打分大致情況報告給駱義銘,隨后走進了評標室。駱遂將其中4個評標專家袁某、方某、童某、梁某分別喊出門外溝通,請求4人給陳負責的公司打高分,穆德明對駱義銘與4個評標專家的談話內容不知情。最終陳修善負責的公司中標。
 
        “2015年3月26日,彝良縣檢察院的幾名檢察官未履行法定手續,就以‘配合調查’為名把我和公司出納陳鵬群帶到了檢察院關押、審訊。”陳修善稱。
 
        “檢察官羅某等三、四人未出具任何法律文書,就把我帶走關押、審訊了58天后,才叫我愛人韓某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通知書》上簽字,卻不準書寫真實日期,讓寫虛假的日期:2015年4月3日。”陳修善說:“在我被非法拘禁期間,辦案人員沒有通知我的家人,他們還以為我被黑社會綁架了呢!”

        此后,陳修善告訴記者:“2015年8月14日,彝良縣檢察院的檢察官周某等人強迫我書寫自首材料,并要求我將自首材料的時間提前至2015年3月26日,還說不按照他們的要求寫就不讓我回家。在2015年3月26日至4月2日我被關押的8天里,他們沒有正常的法律手續,卻使用了一些恐嚇、威脅、誘騙等非法手段,其間有4天3夜不間斷地對我進行疲勞審訊、折磨。”

       “按相關規定,單位行賄罪的涉案金額為20萬元,但彝良縣檢察院發現陳修善負責的公司涉案金額只有2.5萬元后,仍將陳修善和陳鵬群以涉嫌單位行賄罪立案偵查!”穆德明稱,“從以單位行賄罪的罪名立案后就沒有再走移送審查起訴程序的事實來看,不得不讓人懷疑,檢察機關的目的就是以偵查單位行賄罪的名頭偵查不屬于自己管轄的串通投標案。”

       “另外,《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串通投標案不歸檢察院管轄,只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經省級以上檢察院決定,才可以由檢察院立案偵查。”穆德明稱,“本案未經過云南省檢察院決定,彝良縣檢察院就直接對串通投標案進行偵查的做法,涉嫌違法。”

       “沒有出具任何法律文書,彝良縣檢察院的檢察官在2015年5月1日將駱義銘帶到檢察院非法拘禁,直到5月8日晚他才被取保候審。”駱義銘的弟弟駱義東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稱。

       “在不符合立案標準,也沒有立案的情況下,偵查人員即對我采取了監視居住和非法拘禁措施。”穆德明稱,“5月7日,彝良縣檢察院的檢察官徐某等4人將我帶走關押在檢察院的審訊室。而《刑事訴訟法》第73條明確禁止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對犯罪嫌疑人執行監視居住!該法第72條明確規定: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行,但自始至終都是彝良縣檢察院單獨對我執行監視居住!”

       “徐某等把穆德明關押在他們專門的審訊室,目的就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因為沒有任何監督!”穆德明的妻子路某稱。
 
        穆德明氣憤地說:“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辦案人員居然偽造證據,在《彝良縣人民檢察院告知監督卡》和《回訪監督卡》上偽造了我的簽名。我這兒有云南天禹司法鑒定中心做出的《文書司法鑒定意見書》證明。”
 
        記者看到該《文書司法鑒定意見書》的結論是:《彝良縣人民檢察院告知監督卡》詢問欄簽名的“穆”字檢材字跡與提取作比對檢驗的穆德明樣本書寫字跡不是同一人所寫;《回訪監督卡》復印件上被回訪對象對檢察干警執紀辦案意見欄內的“穆德明”樣本書寫字跡不是同一人所寫。

       “2015年5月4日下午,駱義銘在彝良縣醫院進行搶救,而彝良縣檢察院卻有他在此期間的《訊問筆錄》!”駱義東稱。
 
        “8月26日,彝良縣檢察院以涉嫌濫用職權罪對評標專家袁某取保候審。至此,彝良縣檢察院分別以不同的罪名先后對陳修善、陳鵬群、駱義銘、穆德明、袁某予以立案偵查,但對與袁某一樣同為聽從駱義銘打招呼而改分的另3名評標專家方某、童某、梁某沒有予以立案偵查。”穆德明稱,“后經昭通市檢察院指定,彝良縣檢察院將本案移交給了鎮雄縣檢察院。2015年12月2日,鎮雄縣檢察院基本按照彝良縣檢察院確定的涉嫌罪名,以我涉嫌濫用職權罪、行賄罪、串通投標罪,以駱義銘涉嫌濫用職權罪、受賄罪、串通投標罪,以袁某涉嫌濫用職權罪、串通投標罪,以陳修善、陳鵬群涉嫌行賄罪、串通投標罪、濫用職權罪等向鎮雄縣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法院超審限近半年,二審法院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本案在原一審中,鎮雄縣法院承辦法官張某違反法定程序拖延辦案。”穆德明無奈地說:“直到2016年10月22日宣判時,已經超過合法審限5個多月,致使我被超期羈押5個多月。”

       “《刑事訴訟法》第202條規定:一審法院在已報上一級法院批準延長審限內不能審結的案件,因特殊情況還需延長的,只能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而一審法院在2016年1月21日向上級法院報請延長審限2個月后又超43天的情況下,只是于6月13日第二次向上一級法院報請延長審限1個月!”路某稱,“顯然,他們這么做不符合法律規定。”
 
        查閱鎮雄縣法院做出的(2015)鎮刑初字第525號《刑事判決書》,記者看到該《判決書》載明:以濫用職權罪、受賄罪判處駱義銘有期徒刑3年,以串通投標罪判處穆德明有期徒刑兩年并沒收30萬元招標代理費,以串通投標罪判處陳修善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以濫用職權罪對袁某賢免于刑事處罰,以串通投標罪對陳鵬群免于刑事處罰。

       “除袁某外的4人均不服一審判決,并以無罪理由上訴至昭通市中級法院。2017年5月5日,昭通中院開庭審理本案。”穆德明稱,“ 7月6日,昭通中級院做出(2016)云06刑終318號《刑事判決書》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鎮雄縣法院(2015)鎮刑初字第525號刑事判決,將本案發回鎮雄縣法院重審。” 

        “重審法院排除非法證據,沒有新事實和新證據堅持原判”

       據記者了解,本案發回重審后,鎮雄縣法院組成了合議庭:審判長沈某、承辦法官游某、審判員阮某。

        “自重審開始,令人吃驚的事情就不斷發生!”穆德明稱,“重審的公訴人是聶某、潘某、胡某,游檢察官雖是鎮雄縣檢察院公訴科科長,但非公訴人。他與游法官是親兄弟。2017年12月5日,游法官不僅允許他全程參加了庭前會議,還允許他代表公訴人發言。”
 
       “當時,游檢察官在侃侃而談,有一位律師感覺奇怪,就問法官他是什么身份。有一位法官告訴律師,游檢察官是鎮雄縣檢察院公訴科的。律師就追問他是不是公訴人員。法官說不是。律師當時就火了:不是公訴人,你在審判人員、公訴人員和律師參加的庭前會議上講什么話呢?!”路某激動地說:“12月5日,當所有涉案人員、律師以及上百名旁聽人員如期到場后,游法官竟臨時告知不公開開庭審理,不允許旁聽人員進場,并不做同步錄音、錄像。”
 
        “在12月7日15時5分,庭審中出現了讓我們震驚的事情:當被告人和辯護人依法要求法官請彝良縣檢察院辦案人員出庭解釋為什么檢察院有駱義銘搶救期間的《詢問筆錄》等多個問題時,法官馬上宣布休庭。隨即一行人同時離庭到隔壁房間。”路某稱,“直至16時7分有了對策后才返回開庭。”
 
        “重審本應是法院居間裁判、獨立審判。”穆德明稱:“《法官法》、《檢察官法》、《刑事訴訟法》對于回避、審判獨立、公正審判都有明文規定,身為法官和檢察官的他們為什么敢這么干?!
         “在2017年12月9日至12月28日,居然休庭了20天。在29日,才又繼續開庭。審判長沈某宣布排除偵查機關——彝良縣檢察院的非法證據。”路某稱,“當時我們以為遇到了青天。因為二審是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的,現在沒有新事實、新證據,又當庭排除了非法證據,這就意味著穆德明等人無罪。但法院卻在2018年1月做出了(2017)云0627刑初435號《刑事判決書》,以原一審法院的庭審記錄和上級檢察機關的例行監督的《訊問筆錄》為證據,給被告人定了罪!眾所周知,法院的庭審記錄和上級檢察機關的例行監督的《訊問筆錄》都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
 
        查閱(2017)云0627刑初435號《刑事判決書》,記者看到其有這樣的表述:本院組織控辯雙方召開了專題會議,并報請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排除駱義銘、穆德明、陳修善三人在彝良縣檢察院偵查階段所有的供述材料和自書材料,并要求公訴機關在庭審中不得對該部分證據進行出示和宣讀。該《判決書》有這樣的判決內容:鎮雄縣法院以濫用職權罪判處駱義銘有期徒刑3年,以串通投標罪判處穆德明有期徒刑2年并沒收30萬元招標代理費,以串通投標罪判處陳修善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緩期2年,以濫用職權罪對袁某賢免于刑事處罰,以串通投標罪對陳鵬群免于刑事處罰。
 
        “二審法院是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而鎮雄縣法院在沒有新的事實、新的證據且排除了原一審使用的非法證據的情況下,仍堅持原一審判決。”穆德明氣憤地說,“難道這不是對二審法院判決的嘲弄嗎?!”
 
        鎮雄法院、鎮雄檢察院未予回應

        就穆德明等人所反映的問題,記者作出了3000多字的《采訪提綱》向彝良縣檢察院、鎮雄縣法院和鎮雄縣檢察院求證。

       彝良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兼黨組書記朱某回復說,“穆德明案法院已判決,判決書中對你提綱中的問題均有明確認定”。

       鎮雄縣人民法院該案承辦人游法官則回復說“我沒收到”。

       其他人沒有回復。

       專家觀點:本案存在犯罪主體、辦案程序等諸多問題 

       2016年12月30日,西南政法大學證據法學研究中心組織孫長永(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梅傳強(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石經海(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潘金貴(西南政法大學證據法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等4名刑法學專家,就云南彝良和鎮雄檢察院辦理的穆德明串通投標案的有關法律問題,以及穆德明涉嫌串通投標罪案、駱義銘涉嫌濫用職權罪、受賄罪案進行論證,并于2017年1月10日出具了《專家論證法律意見書》彝良縣檢察院越權辦案:駱義銘不構成濫用職權罪、受賄罪,穆德明不構成濫用職權罪的共犯,公司收取的30萬元招標代理費不屬于穆某明的犯罪違法所得,是公司的合法收入,穆德明不構成串通投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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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圖為西南政法大學四位刑法學專家出具的《專家論證法律意見書》)
 
        專家指出,濫用職權罪屬于典型的身份犯,主體必須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按照我國刑法理論,身份犯與非身份犯存在共同犯罪。本案中穆德明不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其構成濫用職權罪共犯的基本前提是駱義銘構成濫用職權罪。綜合全案分析,駱義銘的行為不構成濫用職權罪,故穆德明構成濫用職權罪的共犯也就無從談起。
 
        此外,專家指出,本案在追究穆德明涉嫌串通投標罪的過程中存在嚴重的違反程序的問題。串通投標罪不屬于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范圍,應由公安機關進行偵查,即使按照“六部委”規定,由檢察機關為主,也不等于全案都由檢察機關偵查。而本案全部案卷中并無任何公安機關參與辦案的材料,實質是全案由檢察機關偵辦完畢。這就涉及到偵查主體不合法取得的證據的合法性問題,從嚴格遵守法律程序,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及人權保障、抑制偵查權濫用等角度考量,此案也不應認定穆德明的行為構成串通投標罪。

       截稿前,穆德明向記者表示:“盡管我們遭受了巨大的不幸與嚴重的不公,但我們仍堅信法律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我們早已上訴到了昭通市中級法院,相信會獲得公斷。”

       對于本案的走向,本社將保持關注。(《法律與生活》深度報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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