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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航失聯者的“法律圍城”

馬航失聯者的“法律圍城”
 

本刊記者/史琳玉 何照新 特約撰稿/張起淮

  《法律與生活》2015年11月21日,李克強總理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會見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時宣布,中方將出資2000萬澳元(合9182萬元人民幣),推動有關國家對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以下簡稱馬航)失聯航班MH370的搜救工作。中方這樣做,主要是本著對“人”的最大尊重。希望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就繼續搜救工作與中方保持有效溝通。

  時至今日,馬航MH370失聯已近20個月,搜尋海域已由原來的南印度洋6萬平方公里擴大至印度洋的12萬平方公里。但至今,既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該客機墜毀,也沒有客機失事原因的確切結論。有關MH370的最新消息仍停留在2015年7月29日,在法屬留尼汪島發現的那塊疑似MH370客機殘骸上。

  2015年8月6日,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宣布該殘骸屬于MH370航班,但乘客家屬稱從未看到任何關于殘骸的鑒定報告。同樣讓乘客家屬迷惑的還有2015年年初馬來西亞民航局所做的MH370航班失事的宣布以及由此的推定——機上23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罹難,家屬們無從知曉這些結論所來源的依據。

  在600多個日日夜夜里,馬航MH370失聯者的家屬為了尋找真相,耗盡精力財力。在現實生活中,與至親失聯相關的房貸之訴、經濟往來糾紛紛至沓來

  2015年9月,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依法駁回一起房地產公司起訴一位馬航MH370失聯者、向其索要房貸的訴訟。該裁定背后的法律依據是,《民法通則》關于“宣告失蹤和宣告死亡”的法律規定以及失聯者目前法律地位及屬性處于未確定狀態。

  馬航MH370失聯者被告上法庭的案件并非個案,一些失聯者家屬正在或即將面臨法律訴訟。

  類似航班失聯導致乘客下落不明的案件,在既無法通過私力救濟解決、司法程序也很難干預的困境下,其他公力救濟途徑顯得尤為重要,即政府和社會應承擔相應的責任,積極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救濟方式,維護各方合法權益——這是航空法專家給出的一劑良方。

  在馬航MH370失聯后的20個月里,王慧每周都會接到兩三次從馬來西亞打來的電話,告知她關于馬航MH370最新的進展情況,因為她的丈夫張剛是該客機上的一名乘客。

  2015年9月,王慧又接到一通與失聯的丈夫張剛有關的電話。不過,這個電話不是來自馬來西亞,而是來自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

  1 被房地產公司告上法庭的馬航MH370失聯者

  接到法院的電話,“當時被嚇到了,本能地感覺被法院叫不是好事。”王慧說。得知法院來電的緣由后,王慧由驚嚇轉為委屈和憤怒。原來,北京市通州區一家房地產公司將王慧的丈夫張剛起訴了,原因是張剛失聯后未能按期償還貸款,這家房地產公司作為擔保人被銀行要求代為清償。

  因張剛失聯引起的這場訴訟,對于王慧一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房貸紛爭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王慧反復重申她的觀點:“對于我丈夫的失聯給大家造成的不便,我十分抱歉。但他不是故意失聯的,也不是惡意拖欠房貸的。等有結果了,不管怎樣,貸款肯定是要還的,只是希望各方能給我們一些時間。”

  王慧還表示:“我們之所以會在2014年6月之后中止還貸,是因為有一份重要的文件需要在6月得以確認。”2014年3月馬航MH370失聯后,在北京麗都酒店,政府給所有失聯乘客家屬作出承諾,關于機上乘客的所有借貸問題都可暫緩,所有違約金和滯納金都不會存在,也不會因此給乘客造成不良的信用記錄。政府作出承諾時,也有金融機構和保險機構在場。這是王慧在得知丈夫被房地產公司告上法庭后的委屈和痛楚點。為此,王慧和婆婆帶著張剛的登機證明到法院說明情況。當從法官那里聽到原告一條條咄咄逼人的訴求后,婆媳二人潸然淚下。

  2015年9月,根據《民法通則》關于宣告失蹤和宣告死亡的法律規定,加之被告張剛目前法律地位及屬性處于未確定狀態,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依法駁回了原告的起訴。在駁回起訴之前,法官曾嘗試與原告溝通,希望其理解張剛的特殊情況撤回起訴,也曾表示可以等馬航MH370失聯事件處理完畢再行起訴。但原告以銀行堅持讓其承擔擔保責任并代為償還貸款本息為由拒絕撤訴。

  在起訴書中,作為原告的房地產公司向法院提出如下請求:解除雙方簽訂的《北京市商品房預售合同》,張剛支付違約解除合同的賠償金近67萬元,張剛支付自2015年8月1日起至實際騰退移交之日止的房屋占用費并將房屋騰退交還給房地產公司。

  王慧對記者說:“法官告訴我們不用擔心,因為依照相關法律規定,開發商當前是不能起訴的。”法官的一席話,對王慧和婆婆來說是莫大的安慰。

  對于這家房地產公司的做法,王慧十分不理解:“自始至終他們都沒有聯系過我,而是直接起訴(我愛人)。我多次找房地產公司協商,對方從不露面。”除了不理解,王慧還十分憤懣、無奈,“開發商為什么不去告馬航?為什么在客戶最危難的時候為難他的妻兒老小?”

  對于聯系她還貸的銀行的做法,王慧表示:“銀行對于家屬的境遇表示了同情和理解,只是每月告知我有多少貸款沒有還,并沒有刁難我或者逼我還款。”

  系列紛爭

  實際上,讓王慧頭疼的不只是房貸的瓜葛,還有遲遲滯交的房產證。涉案房產是張剛于2012年買的。王慧說:“我們本應該在2013年年底拿到房產證,小區其他沒有拿到房產證的業主大多通過法律程序拿到了賠償。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因為房子是以我丈夫的名義買的,他是失聯者,我現在沒有辦法維護他的權益。”關于房產證,王慧還有另一份擔憂:“有了房屋產權證,將來我們還貸款是有保障的,因為不管怎樣是在我丈夫的名下。如果等我們的貸款都還了,他們又說因我丈夫沒有簽字,沒有去領房產證,再產生意想不到的扯皮事就麻煩了。”

  雖然案子被駁回了,但王慧仍在努力爭取著自己的權益。她向記者展示了她剛寫好還未發送的、給銀行和政府部門的信。在信中,她提出了兩條訴求:一是希望銀行能暫緩2014年3月8日以后的房屋貸款,減免因張剛失聯暫時無法還款而造成的利息和滯納金;二是希望政府能督促開發商把早應辦理的房產證辦給她丈夫。

  “我失去了丈夫,我女兒失去了爸爸,我的父母失去了兒子,這種情感上的傷害是不曾經歷的人永遠無法感同身受的,”時隔一年多,王慧在回憶失聯丈夫時的痛苦仍然充斥言語間,“而且,接下來所發生的經濟損失,可能我們是遠遠大于各方的。”張剛在失聯前,與香港籍的一位大哥在馬來西亞合伙做房地產生意,他曾幫中國人在馬來西亞買房子。他失聯后,一些涉及房子交接和房款的問題也會成為未來的隱患。

  對于王慧來說,損失不僅有經濟上的,而且還有身心上的。張剛失聯僅一個月時,王慧還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2014年4月10日,她突然接到一位好友的電話,“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還在麗都酒店,我本以為她要祝賀我生日快樂,但令我沒想到的是她竟詢問我關于張剛生意上的事情。當時我就懵了,我不太了解張剛生意上的事。后來,我聯系律師與馬來西亞相關方面溝通收集張剛的資料,我還專程趕至馬來西亞處理此事。因為人生地不熟,我四處碰壁。我極盡所能為此事奔走了半年多,卻一無所獲。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王慧表示:“欠的賬一定會還。但是,一切都要等馬航MH370有結果之后。”

  愛的堅守

  “在我老公失聯之前,我一直是被慣著、被寵著。現在失去了依靠,我沒有了撒嬌和任性的資本。除了堅強,我別無選擇。”對于今年剛滿30歲的王慧來說,這場變故是對她人生莫大的考驗。

  回想2014年3月8日,那個昏暗的日子的清晨,王慧剛洗漱完,就接到張剛妹妹的電話,告訴她張剛的飛機失聯了。“其實,我第一次聽‘失聯’這個詞是沒有概念的,因為他總是搭乘這趟航班回來,航班延誤是常有的事。但是,小姑子在電話里顫抖的哭聲把我嚇壞了。”王慧回憶道。

  當時,王慧正在老家,她買了當天最早的航班趕回北京。機場已經聚集了眾多媒體。王慧待在麗都酒店,參與整個事件和善后的過程。王慧在找尋真相和維護權益的過程中已經精疲力竭,她的家庭又承受了一個附加的痛楚——因為3月9日是王慧親妹妹結婚的回門宴,作為長婿的張剛才專門趕乘3月8日的航班回京。這種因喜而悲的巧合成為兩家人至今無法消融的隔閡。

  “出事之后,公婆情緒敏感,家里的氣氛變得十分緊張。而孩子又小,受不起驚嚇,我必須保證她不受任何傷害。于是,我辭掉了工作,全身心調和家務。”王慧無奈地表示。

  出事之前,王慧有著愛她的丈夫、疼她的公婆和可人的女兒,生活蒸蒸日上。可這一切,因為航班的失聯而土崩瓦解。“我和張剛是2003年在北京認識的。我們是北漂一族,互相扶持幫襯,在2009年步入婚姻殿堂。后來,我和張剛有了女兒、房子、汽車和事業。張剛在打高爾夫球時挖掘到商機,去馬來西亞創業。我們的生活過得越來越好。沒想到發生了如此可怕的轉折。”王慧說。

  如今的王慧只有在回想張剛求婚的情景時,才會讓一直愁云密布的臉有一絲光亮:“他在婚禮上當著所有的來賓許下承諾,會讓我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也會努力讓我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他之前常說讓我給他10年的奮斗時間,等我們40歲時,就去周游世界。”這個柔弱的女子能在瞬間迸發出無窮的能量應對一切,源自于心底這份深沉的愛。然而,向她做出承諾的男子此時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每當想起公婆先前對她的好,特別是她的父母對她說,“不能再讓孩子和老人受到任何傷害”時,王慧便下決心為了她愛的人,扛起整個家。

  在處理丈夫失聯事件的過程中,張剛的妹妹是王慧的后盾。她們曾經是閨蜜,深深地理解對方。“她(張剛的妹妹)特別疼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她女兒有的,我女兒一定會有,包括公婆和我的生活必需品。我能感受到她在加倍地對我好。特別是張剛不在時,她充當著我和公婆間有力的潤滑劑。”王慧感慨地說。

  記者采訪當天,王慧還提及早上婆婆勸慰公公:“王慧也難受,可是她能怎么樣,她找誰說去呢?”婆婆的話讓王慧潸然淚下,家人的理解對她來說是莫大的安慰。

  對于他們的女兒來說,爸爸一年多的缺位,讓王慧不知如何應對。起初,她對女兒解釋:“爸爸很忙,在出差,回不來。”可是,這樣的借口撐不了太久。慢慢地,孩子開始問:“為什么爸爸總是那樣忙?為什么我過生日他都不回來?爸爸為什么不回微信?為什么我不能給爸爸打電話……”一連串的問話,讓王慧和家人不知如何應對,心如刀絞。

  如今,王慧的女兒5歲了,孩子時常會在祈福時說:“希望爸爸早點兒回來,在周末能陪陪我。”有時,孩子看著天上的飛機,會自言自語道:“飛機快把我爸爸帶回來吧,我太想我爸爸了!”這是最戳痛王慧內心的場景,同時也是她所有堅強的動力。王慧說:“每當孩子或因委屈或因害怕抱著我的時候,我能感覺到,我就像她的救命稻草一樣,我必須堅強。”

  王慧告訴記者,她曾絕望地坐在窗邊,想了結自己的孤獨和無助。但一想到女兒和家人,她就告訴自己必須堅強。只有自己堅強,才能守護他們。她說:“只要還能持續地看到日出,生活就得繼續,身上的每一份責任就得履行。”

  與此同時,王慧也在為自己深愛的丈夫堅持。為了看到真相,王慧不斷地爭取和努力,但迄今未果。“每次馬來西亞打電話更新近況時,我都會問他們要那份他們聲稱在法屬留尼汪島發現殘骸的鑒定報告。但對方就是不給。我把訴求遞交給北京這邊的辦事處,經過一級級上報后,總會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為了尋找真相,王慧甚至只身一人奔赴馬來西亞。2015年1月29日,馬來西亞說要公布結果時她在現場。她義正詞嚴地向馬方有關人員提出,有什么結果,應該先告訴家屬,而不是直接告訴媒體和大眾。“我們不接受所有的推定結果,我們要證據。因為官方宣布后,這事就沒有希望了。而我是家屬,失聯的人是我至親的人,我必須對他負責。等女兒長大了,我也要給女兒一個交代。”王慧說。她還表示,只要事態還處于失聯狀態一天,她找尋丈夫的力量就不會削弱,“如果我都放棄了,那還有誰會在意?”所以,她不斷地向馬方要證據。

  王慧和20多名失聯者家屬在馬來西亞的4個月時間里,為了一個真相,不斷地穿梭于馬來西亞的交通部和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之間。2015年春節,他們是在馬來西亞度過的。她說:“我們沒法兒在家過年,因為心無處安放。”

  王慧告訴記者,國家為他們提供了免費的律師團,但律師團只負責賠償方面的法律事務。對于王慧來說,“不是拿了賠償金就可以踏實生活的”。王慧在研究了《蒙特利爾公約》后,表示自己會在2年的有效訴訟期內提起對馬航的訴訟:“我唯一的訴求就是要用最專業的知識和技術分析客機失聯的真相,讓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分毫不差地承擔自己應有的全部責任,希望能以最嚴厲的懲處方式懲罰相關責任人和機構。”

  經過這場耗費心力和體力的拉鋸戰,現在,王慧仍然堅持著,只是心態變得平和了。“家里的生活在慢慢地恢復平靜。家里平日的瑣事,街道辦也會幫忙處理。我特別希望能早一點兒出現真相,可我無法左右事情的進展。所以,在我沒法改變命運時,我希望能改變生活。”(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

  2 失聯者親屬不可承受的訴累

  馬航MH370的失聯毀了200多個家庭的幸福。然而,這種痛徹心扉的傷痛并未終結,部分與王慧一樣的失聯者親屬在失去親人的同時,還遭遇了現實中的法律之困。

  催款單背后的白發人之傷

  從北京理工大學MBA畢業的趙勝是馬航MH370的一名乘客。飛機失聯時,他年僅34歲,且是家中獨子。憑借卓越的才華和能力,趙勝為家人帶來了優渥生活,讓父母在山東省濟南市住上了別墅,是父母此生之驕傲。

  一切美好都止步于2014年3月8日。終日盼兒歸的父母難以接受MH370墜毀的消息。兒子失聯后,老夫妻發現兒子的手機欠費停機了,便趕緊去交了3000元話費。雖然每次撥打兒子的手機號都會被提示暫時無法接通,但趙勝62歲的父親感覺,只有這樣才會距離兒子很近。說不定哪天,電話那頭會傳來老兩口期盼已久的聲音。所以,他們絕不讓也不能讓兒子的手機停機,因為這是他們最后的希望。

  有時,趙勝的父親會忍不住給兒子發微信,“兒子,你在哪兒?”老人經常夢回當年:2014年3月8日,馬航MH370降落在某處,兒子安然無恙。

  2015年9月26日

  ,趙勝的父親沒等來兒子的電話,卻等來了銀行工作人員的電話。對方稱他的兒子已經逾期6個月沒有償還房貸了。之后,趙勝的父親陸續收到3封分別來自銀行、公積金部門和開發商的貸款催款單。趙勝的父親為此事找過銀行,但銀行稱他們必須按照制度辦事,沒有商量的余地。銀行也曾將此事向上級部門匯報,但并沒有得到有效的回復。目前,房子的貸款全部由一位代理馬航失聯案件的律師替他們償還。

  道不明的理財委托

  一家理財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一位當事人——北京的投資者周楠認為委托理財人鄭天沒有按照她的指示將理財款項存入指定的理財賬戶,為此,她將鄭天起訴至法院,向對方追討該款項。2015年4月,經過二審法院審理,因鄭天無法提供有利的證據,說不清錢款的資金流向,法院支持周楠要求鄭天返還28.7萬元的訴訟請求。

  鄭天說不清理財賬戶資金往來的具體事項,據鄭天稱,是因為其妻李倩是具體辦理此事的人。而李倩是馬航MH370上的乘客,失聯了。所以,理財過程成了待解謎團。

  周楠起訴稱,周楠與鄭天經朋友介紹相識。2013年4月,鄭天稱某理財產品能保本掙錢,并多次游說周楠購買某理財公司的外匯理財產品。在此情況下,周楠于2013年向鄭天匯款29.4萬元,用于購買該理財產品。后來,周楠經核實,鄭天根本沒有為周楠購買此理財產品,周楠甚至不知是否存在所謂的理財產品。故周楠將鄭天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其返還投資款。

  鄭天辯稱,鄭天僅是應朋友之請幫助周楠在理財公司注冊賬戶,并把周楠匯給他的款全部轉入周楠投資理財產品的指定賬戶。自己實施的是好意施惠的幫助行為。周楠始終以自己的名義管理投資財產,對投資財產享有完全的控制權,并享有全部的返息和獲利。周楠于2013年4月注冊的賬戶開始返利,預計周楠累計獲利23萬余元。周楠一直收取獲利至2013年8月底。由于理財公司突然關網,周楠無法繼續獲利,且理財公司因被公安機關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查處。鄭天認為該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和本案有密切聯系,本案應以刑事案件審理結果為依據。所以,鄭天認為本案應當中止審理。

  經一審法院與公安機關核實理財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的相關情況,公安機關稱,截至2014年11月18日,上述案件仍處于收集受害人信息階段,尚未正式立案。

  一審法院認定:周楠與鄭天之間形成委托合同關系。7000元能證實存入周楠的賬戶。剩下的28.7萬元,鄭天確認收到周楠的款項,但沒有有效的證據表明鄭天將28.7萬元投入周楠的賬戶中。同時,理財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公安機關調查,雙方的委托合同履行不具有現實基礎。在此情況下,周楠要求鄭天返還款項訴求合理,法院予以支持。一審法院判決鄭天返還周楠投資款28.7萬元。

  鄭天不服,提起上訴。鄭天上訴稱,他在周楠的要求下為其注冊了4個賬戶。其中,周楠名下2個,周時名下2個。周楠和周時是兄弟關系。鄭天及其妻子李倩是在周楠的要求下為周楠開立了4個賬戶,28.7萬元是由其妻李倩分別多次轉款至周楠指定的賬戶。

  鄭天稱,事實上,周楠是在2014年3月理財公司理財詐騙案被曝光后,同時也是鄭天的妻子李倩成為馬航MH370的失聯乘客后,才追討上述錢款的。周楠知曉鄭天并不了解投資的詳細事實經過,主要是案外人李倩在進行投資理財。所以,周楠僅憑銀行的匯款明細單對鄭天的追討行為,不僅不符合事實,也有悖情理和公序良俗。

  周楠表示,自己的哥哥周時與鄭天的妻子李倩之間有經濟往來,周時另外還向李倩打款35萬元。周時曾經起訴李倩,因為李倩失聯,所以周時撤訴了,故周時賬戶情況與本案無關。

  二審法院認為,一審訴訟中,鄭天確認周時在理財公司的理財賬戶與本案無關,周時是通過鄭天的妻子李倩開戶和匯款。二審訴訟中,鄭天上訴稱,其系受周楠指示開立的周時的賬戶,并將28.7萬元通過其妻李倩匯入該賬戶。故一審法院在未理清事情的基礎上就認定鄭天未將委托款項28.7萬元投入周楠賬戶與事實不符。

  對此,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90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

  鄭天在二審訴訟中除對周時賬戶開立情況的陳述與一審中的陳述存在矛盾外,其在二審訴訟中還提出28.7萬元投資款并非理財公司理財項目,而是周楠委托其投資的其他項目。二審法院認為,鄭天在二審中對于案件主要事實的陳述存在矛盾之處,現其又未能提舉有效證據證明周時賬戶的開立是受周楠委托,故一審法院認定周時賬戶與本案無關、鄭天未將周楠的投資款匯入周楠賬戶并無不當。

  2015年4月,二審法院判決駁回鄭天的上訴,維持原判。

  延伸閱讀

  失聯相關人的維權困境

  馬航MH370失聯了,連帶著失聯者的債權債務關系,都走到了死路口。北京的周羽到法院起訴稱,2013年9月12日至2014年1月16日,他向朋友李放借款490萬元。為保險起見,周羽將一處房產抵押給了李放,并于2013年12月3日辦理了抵押登記。

  2014年4月10日,周羽將借款全部還清。然而,李放是馬航MH370航班上的失聯者,周羽單方無法解除房屋抵押登記。為此,周羽將李放起訴至法院。

  2014年11月17日,法院認為,起訴必須有明確的被告,現因馬航MH370航班尚處于失聯狀態,李放生死狀況不明,應視為被告主體不明確。故法院駁回了周羽對李放的起訴。

  為此,周羽也在等待馬航MH370失聯事件的最終結果。(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

  3 航班失聯,法律救濟如何安全落地

  針對上述案情,馬航MH370失聯者能否成為法律上適格的被告?面對失聯者法律屬性不明的情況,相對方又該如何救濟?

  航班失聯者法律屬性的缺位

  解讀:現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航班失聯者的法律屬性

  第一,在國內法層面,我國現行法律沒有關于航班失聯者法律屬性的明確規定,即在航班無法找到的具體情況下,機上乘客生命是處于生存、死亡還是不明確的狀態,我國法律并沒有進行定義。

  我國法律只對公民在法律上的失蹤和死亡狀態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20條規定:“公民下落不明滿二年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為失蹤人。”第23條規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明滿四年的;(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從事故發生之日起滿二年的。戰爭期間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時間從戰爭結束之日起計算。”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案件后,應當發出尋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蹤的公告期間為3個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間為一年。

  第二,在國際法層面,現有國際公約或者國際條約對航班失聯者均未進行過約定,但被理論和實務屆尊為“準立法文件”的國際民航組織附件第13號文件《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調查》對“航空器失蹤”進行了明確定義。其第一章敘述道:“在官方搜尋工作已結束仍不能找到殘骸時,即認為航空器失蹤。”對于MH370,馬來西亞政府和全球商業搜救并未結束。雖然2015年7月在法屬留尼汪島發現疑似殘骸,但馬來西亞調查組稱尚不能證實殘骸屬于馬航MH370。鑒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進行,同時疑似殘骸也并不能被確認,根據上述附件條款,馬航在法律屬性上不能被定義為“失蹤”。一架不能被定性為“失蹤”的飛機,其機上乘客自然不能被定義為“失蹤人”或“死亡人”。

  從現有證據看,馬航并未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證實飛機和乘客情況;從國內法和國際法兩個層面看,馬航MH370失聯者處于因事件原因不明而無法確定其法律屬性的狀態。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9條規定了提起訴訟必須符合的條件,其中第二項規定必須“有明確的被告”。因為馬航MH370失聯者處于生死不明的狀態,因此不能被認定為被告明確,法院應當駁回起訴。

  多元化的法律救濟方式

  解讀:政府和社會應當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救濟方式

  馬航MH370失聯者因為法律屬性不明無法作為適格的被告,相對方是否就無法通過司法途徑尋求法律救濟?馬航MH370失聯事件是20世紀以來失聯時間最長、最離奇的航空事故。雖無先例可參照,但在積極協助搜救的同時,應當兼顧因為乘客失聯而導致的相對方合法權益的維護,確保合法合理、暢通有效的法律救濟渠道。

  法律救濟包括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私力救濟指權利主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依靠自身的實力,通過實施自衛行為或者自助行為救濟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權利。公立救濟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自己的人身權、財產權因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或者其他單位和個人的行為而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規定向有權受理的國家機關告訴并要求解決,予以補救,有關國家機關受理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動。

  航班失聯,乘客下落不明,類似案件無法通過私立救濟予以解決,司法程序也很難進行,其他公力救濟方式顯得尤為重要。政府和社會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積極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救濟方式。具體救濟方式有以下四種:

  第一,政府應當成立專門的失聯航班權益援助工作小組。政府作為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有責任也有能力為權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相應的援助。首先,可以通過臨時的專項財政補貼對利益受損者進行援助,減弱失聯者家屬的壓力,緩解雙方矛盾;其次,可以成立專項基金,建立基金申請、資金融通、基金償還的救助機制;最后,可以向符合條件的航班失聯利益受損公民發放免息或低息定向貸款。

  美國“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罹難,其中包括很多失蹤者。事件后,美國政府提供大額款項救助遭遇災難的家庭,提供醫療、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救助,同時還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災后心理疏導和精神救助。美國政府在應對突發事件或意外事故中的反應速度和表現力都值得我們學習。政府處理這類事件,理應本著全方位救助的理念,幫弱扶弱,將各方損失降至最低。

  第二,保險機構應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乘客乘坐飛機,可以通過購買保險獲得財產賠償。但這也有一定的風險,因為航班失聯后,下落不明的乘客無法履行其訂立的民事合同,很難尋求救濟。保險具有補償損失的固有職能和融資的派生職能,保險公司的基本責任是充當社會的穩定器。因此,保險公司應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航班失聯后,保險公司應當主動履行賠付責任,緩解失聯者家屬的經濟壓力,減少他們的痛苦和傷害。

  在這一點上,發達國家保險機構的社會責任觀念和踐行機制值得借鑒。早在1906 年,美國舊金山曾發生大地震并引起火災,城市居民損失嚴重,且許多居民的保險單毀于大火之中。勞合社勇敢地擔起責任,迅速拿出1億美元作為保險賠款,幫助當地居民重建家園。雖然遭到資金重創,但勞合社贏得了“天下第一險”的美譽,在美國保險市場享有極高威望。一個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歐洲各國等國家的保險企業基本形成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同,并積極自覺地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

  第三,社會團體等非政府組織也應當參與相應的社會救助。公益性是這類團體或組織的本質。在應對社會突發事件或類似航班失聯這樣的意外事故中,社會團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應當積極發揮其應有的社會職能,獨立或者通過與政府合作,為權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救濟渠道。

  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也是非政府組織最為活躍的國家。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非政府組織迅速發展,并逐步成為與政府部門、企業并列的“第三部門”,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這些非政府組織不僅具有極高的自愿性和獨立性,而且與政府形成了緊密的合作機制,以其運作的靈活性和資源的廣泛性在人力、資金、設施和渠道等各個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四,其他投資機構可以協助建立資金融通機制。大型投資公司、基金公司等有一定實力的投資機構可以協助進行社會閑散資金的募集,與上述機構或組織建立資金融通渠道。國外的投資機構大多承擔著慈善功能,很多機構都成立了公益基金。我國企業實力正快速提高,企業社會責任理念也應當逐步建立。一方面,通過公益善舉可以提高企業知名度和影響力,為企業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形成良性循環;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社會救助和公益行為能廣泛調動社會各方成員的積極性,實現社會全員的權益救助通道。

  在事件尚未水落石出時,一些失聯者相對方進行維權,雖然從法理和道德層面無可厚非,但仍會引起社會關注。其實,馬航MH370失聯是包括相對方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不愿看到的惡性事件。事件發生后,政府和社會應當相互配合,積極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救濟渠道,減少失聯者家屬的負擔,同時保障和維護相對方的利益,妥善處理各方關系,實現社會穩定發展。(本部分作者張起淮為中國政法大學航空與空間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法學會航空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中國航空法律服務中心首席專家,航空案第一律師,藍鵬律師事務所主任)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15年12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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