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列3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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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民法通則》起草人

  

本刊記者/何照新 特約撰稿/韓驍

  《法律與生活》2016年3月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言人傅瑩表示,民法典編纂工作已經啟動,從做法上將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總則,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總則的征求意見稿已經完成,預期將于今年6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

  站在這一時間節點回望歷史,新中國的民事立法路已經走過漫漫30年時光。

  30年前的1986年4月12日,中國民法第一次恢復了它私權的性質,被譽為中國“權利宣言書”的《民法通則》在這一天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

  從此,“平等、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等民事活動基本原則確立。這些原則讓《民法通則》成為社會轉型期的一盞明燈。在此后的30年里,《民法通則》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這部因水準高超且給眾多人帶來福澤的法律,凝聚了一批法律人的心血和智慧。這些法律學者當中,包括四位民法學泰斗級人物——《民法通則》起草專家咨詢小組成員佟柔、王家福、江平、魏振瀛。這些將《民法通則》提到了“承前啟后、功不可沒”高度的法學大家,被法學界尊稱為“民法四先生”。

  如今,而立之年的《民法通則》的眾多條款已經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新的規范也已款款走來——民法總則的審議,預示著從青年學子等到白發蒼蒼的幾代學者翹首企盼的民法典在不久的將來終將大成。

  在這民事法律發展的關鍵時刻,讓我們一道尋訪新中國的民法大家——沿著他們的人生軌跡記錄《民法通則》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編者按】

  “他著作等身,是改革開放30年來民事立法進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1995年,他提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996年2月,他第一次走進中南海宣講‘依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1996年,他參加黨的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提出‘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依法治國’第一次在黨的歷史上被確定為治國基本方略。”這是我國法學泰斗王家福當選為2009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理由。為他致頒獎詞的人是他的學生——中國著名民法學家梁慧星。

  對中國民法的執著和堅守,在師生間得到傳承。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梁慧星先生,請他講述《民法通則》制定前后他與導師王家福一同經歷的珍貴往事。

  1 梁慧星:與導師王家福一同經歷《民法通則》

  人物小傳

  王家福 1931年2月出生,四川南充人,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終身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12年,獲“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榮譽稱號。

  民法與經濟法之爭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國家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中國的改革處于“摸著石頭過河”階段,法制建設也如此。當時,恰好蘇聯拉普捷夫的現代經濟法學理論被引入中國,很多法學人士認為中國應當按蘇聯模式強化指令性計劃和行政管理,提出“經濟法”概念,提出國家需制定經濟法典或經濟法綱要;認為民法屬于資產階級的法律,建議取消民法或者將其貶為個人關系法。

  1979年8月,載入中國法制史冊的民法與經濟法學術座談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召開。這次會議形成了“大民法觀點”和“大經濟法觀點”的對立,揭開了長達7年之久的民法與經濟法之爭的大幕。主張“大民法觀點”的學者以佟柔和王家福為表率。兩方勢力相較,“大經濟觀點”占優。本次會議后,民法、經濟法的關系問題很快成為中國法學界大規模學術論爭的焦點。各種法學雜志、報紙、民法和經濟法教科書以及各地召開的學術討論會、座談會,均成為這場學術論爭的舞臺。

  1983年10月,我代表王家福參加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在沈陽召開的全國經濟法理論工作會議。會議發言呈現的觀點幾乎一邊倒地肯定經濟法是一個獨立法律部門,肩負調整縱橫統一的經濟關系。

  我提交大會的論文題目是《論國民經濟的綜合法律調整》,主張國民經濟不能單靠某一個法律部門,要靠多個法律部門、多種法律手段相互協調配合,進行綜合法律調整。但我的論文被會議組織者認定為“資產階級民法觀點”,沒有作為會議論文印發,未安排我進行大會發言。我在小組會上的幾次發言,在會議簡報上竟然只字未提。

  回京后,我向王家福老師提了一個建議——民法學不能總是處于被動防守地位,不能總是替自己辯護。我們應當采取主動進攻的策略,也應當研究經濟法理論,提出我們的經濟法觀點,特別是要打破蘇聯拉普捷夫縱橫統一經濟法理論一統天下的局面。

  被解散的民法起草小組

  1983年12月,全國經濟法理論學術討論會召開。這次會議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深入發展,使原先民法學與經濟法學兩個學科之間的論爭顯現逐漸向經濟法學科內部不同主張、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轉換的趨勢。

  1979年后發生的另一件關乎中國法學發展的大事是中國民法典的第三次編纂。1979年11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成立了由楊秀峰任組長、陶希晉任副組長的民法起草中心小組(通稱民法起草小組),從全國調集了一批民法學者、專家,開始了新中國第三次民法起草。

  1980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在已有的民法起草小組之外,另行成立經濟合同法起草小組,正式啟動經濟合同法起草工作,形成民法起草和作為單行法的經濟合同法起草“同時并進”的局面。

  1982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實施。同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解散民法起草小組。這一決定影響了人們對民法的正確認識,使中國民法學界一時陷入近乎消沉的境地。

  《民法通則》獲得通過

  1984年12月,王家福再次以民法經濟法研究室的名義建議由彭真同志(編者注: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約請各方面專家組成民法起草班子,從速起草民法,盡快頒布施行,使五大法典悉數完成、社會主義法制臻于完善,以利商品經濟充分發展,促進建設四化的大業,并與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聲望相符。同時,王家福又以民法經濟法研究室的名義向中央建議:“從速制定并頒行民法典”,從“民法是組織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法”、“采用民法組織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功經驗”、“當前制定民法的迫切性”、“當前制定民法的有利條件”四個方面全面論證了起草民法典的必要性、適時性。

  當時,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一往直前、日益深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斷擴大,民事生活越來越活躍。這也讓新的問題、新的矛盾、新的糾紛不斷涌現。因缺乏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法院面臨無法可依的窘境,影響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維持。彭真同志及時提出了從中國實際出發、在民法典第四稿的基礎上先制定一部概括性的民事基本法律的主張。

  立法機關啟動民法通則起草后,得到民法學界的積極擁護和鼎力支持。佟柔、江平、王家福、魏振瀛四位先生擔任由彭真委員長提議成立的民法通則起草專家咨詢小組成員。他們對民法通則的貢獻最大。

  1985年6月,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召開的一系列座談會叫“民法總則”座談會。7月,民法總則正式起草不久,經過商議將“民法總則”改稱“民法通則”。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并決定自1987年1月1日起生效。

  中國特色的“物權”概念

  今天重讀王家福的建議,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在改革開放之初、體制改革目標尚未最終確定的距今32年之前,他就對民法的本質和功能作出如此準確的把握和定位。先生關于“制定民法典已是我國法制建設一項非常迫切的任務”的判斷及理由,也很有說服力。先生特別提及彭真委員長在立法、司法、法學理論研究和法學教育各界有很高威信,具有豐富的立法經驗,當時已主持完成新憲法、刑法、刑訴、民訴四大法典且身體尚健,建議由彭真委員長約請專家成立民法起草班子,從速起草、盡快頒行中國民法典,一舉完成五大法典,促進四化大業,并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符。先生的提議情真意切并富于政治智慧,令人感佩!

  當時,人們對“物權”概念很陌生,許多同志不贊成采用“物權”概念;而僅用“所有權”概念,又難以涵括其他物權類型。經王家福先生力爭,《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才最終采用了“財產所有權和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一頗為拗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物權”概念。

  延伸閱讀

  梁慧星談《民法通則》的歷史地位與現實局限性

  《民法通則》的頒行改變了我國沒有民法的歷史,填補了我國民事基本法立法空白,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法律秩序的基礎。對于鞏固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和保障改革順利進行,對于加速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在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發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民法通則》劃清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確認了民法是私法而非公法,規定了體現私法自治要求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等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規定了自然人、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合伙、國有企業法人、集體企業法人、聯營等的市場主體制度,規定了法律行為、代理、合同等基本交易規則,規定了違約責任、侵權責任等基本權利救濟制度,為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順利轉型提供了根本的法律前提。

  《民法通則》為民法成為我國實體基本法奠定了基礎,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了基本的法制框架。其中,民法的調整對象、基本原則、主體制度、行為制度、權利制度、責任制度等規定,確認了合同制度、民事法律行為、自愿原則,確立了以意思自治為核心的法律事實體系,構架了我國民法的基本體系。

  《民法通則》中關于民法基本概念的規定、法律行為的基礎性規定等內容,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該法許多規定都表現了改革開放的勇氣,如把民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定義為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平等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這個定義,在當時鐵板一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非常具有突破的意義。

  從今天的視角看,《民法通則》的主要缺失有以下幾方面:

  一、《民法通則》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不可避免地要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其中帶有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烙印的內容與市場經濟體制格格不入,已經明顯過時,完全應該予以廢止。

  二、《民法通則》的不少內容已被后來的民商事單行法予以修改或廢除。該法頒布后制定、修改了一大批民商事單行法。這些民商事單行法對《民法通則》的部分內容進行修改或廢除,《民法通則》中的相應內容已失去了法律意義,徒具法律形式,完全應該予以修改或廢除。

  三、《民法通則》的不少內容過于原則、簡單,也不夠科學,不具有可操作性,與民事基本法的地位不相稱,使民事主體的許多民事活動不能很好地依法進行,許多民事問題不能很好地依法予以解決,也給民事審判實踐中的法律適用帶來了困難。

  四、《民法通則》實際上是一個微縮的民法典,而不是民法總則。該法的內容除民法的一般原則、主體制度、法律行為與代理、權利制度、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之外,它的核心是“民事權利”,也不能代替民法典的地位和作用。

  從《民法通則》生效至今恰好經歷30年。在這30年里,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經濟深刻地改變了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也帶來了公民權利的勃興和民事利益調整的復雜化。《民法通則》早已不堪重負,或者說不足以解決民法領域中的法律問題;且因《民法通則》和各民事單行法制定的時間和背景的差別,難免造成現行民法體系內部的不協調,許多重要的、基本的民法制度欠缺。這種情況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對法律調整的更高要求。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2015年3月確定的先行編制單獨的民法總則,我們需要制定民法總則來取代《民法通則》。

  【編者按】

  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他被學生譽為“永遠的校長,中國政法大學的精神符號”,他一生的理想是“法治天下”。他就是法學家江平。

  1930年出生的江平教授,如今已近86歲。在《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一書中,江平先生記述了《民法通則》起草過程中諸多記憶猶新的片段。

  2江平:《民法通則》起草的珍貴片段

  人物小傳

  江平 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寧波人,畢業于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學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被收入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以及中國多種版本的著名學者、著名法學家名錄。

  名稱由來

  《民法通則》起草,沒有再采取民法典的模式,即集中大量專家起草。那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力量已經壯大,吸收了不少當時法學院校畢業的優秀學生,也有一些很有經驗的民事單行法起草的領導人。這項工作由法工委民法室主持,同時聘請了佟柔、王家福、魏振瀛和我作為顧問。后來,我們被人稱為“四大名旦”,代表了當時北京民法力量最強的四座法律院所:中國人民大學、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

  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可以說參與《民法通則》的起草是我第一次以專家的身份參與立法過程。

  民法典起草工作轉入單行法后,當時我感到的一個迫切問題是,《經濟合同法》等一些法律出臺后,“法人”這一術語詞匯已經被常常使用,但使用的場合又很混亂。當時,沒有一部法律對法人的意義和它的法律地位作出準確的說明。因此,大家都認為有必要出臺一部《民法總則》,先把總則中的一些問題說清楚,起到統領民法的作用。至于其他諸如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債權、知識產權、家庭婚姻、繼承等都沒有再寫的必要。

  那么,《民法總則》的框架怎么確定呢?如果將人身權和法律責任、訴訟時效以及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適用(國際私法部分)加進去,就大大超出了總則的部分。如果加進了人身權部分,不寫進財產權就更顯得沒有道理了。這就決定了民事權利還要寫進去;而民事權利部分如果寫進去,就必然形成“肚子”太大的問題。中間的民事權利如果再加以展開的話,那么,僅這一部分就可以構成一部小民法,體例就會很不勻稱。于是,只好為“肚子”減肥,盡量用概括的東西來說明,而細節問題則交給單行法去解決。

  《民法總則》框架基本確定后,名稱已經不合適了,大家想盡辦法找一個更合適的名稱。有人主張學蘇聯最新的寫法,叫“民事基本原則”,還有人提出叫“民法綱要”或“民法大綱”。最后,彭真委員長定了調子。他說,既然這里面不僅包括總則的內容,而且也包括分則的一些內容,叫總則不合適,那就叫通則吧,總則和分則都通起來了。可以說,通則在中國立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也給外國人翻譯帶來了困難。實際上,《民法通則》的標準英文翻譯仍叫“民事基本原則”。

  術語禁區

  《民法通則》在制定時還有一些民法術語禁區。

  大家都知道,“物權”一詞長期被認為是西方國家民法中一個錯誤概念。其實,物權是相對于債權存在的。為什么債權可以使用,物權卻不可以呢?這可以追溯至蘇聯法學理論。蘇聯法學理論很重視“法律關系”,因為法律關系反映了社會關系、階級關系。物權這個概念,在蘇聯長期被批判。債權既然是相對權,當然屬于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即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系。而物權則是絕對權。絕對權是支配權,是“人對物的統治和管領”,被說成人和物之間的關系,這就違反法律關系的基本理論了。

  其實,西方國家的物權學說并不是指人和物的關系,而是指人通過物的占有和支配,反映了一個特定的人對世界上任何人的權利(對世權)。我們僅因為“人和物的關系”這種表述而忽視了“對世權”這種人和人的關系,從而長期抵制和批判“物權”這一重要民法名詞。這種長期抵制和批判導致在1986年通過的《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中,還只能用“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樣拗口的說法來表達“物權”。到《物權法》時,“物權”才正式在法律文件中被恢復使用。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表現。

  不僅“物權”不能用,“處分”也受到爭議。有人說,我們的政治社會語言中,“處分”是指對人的處分,現在怎么對物也處分了呢?

  甚至有人建議把“合伙”一詞改一下,說刑法里有個“團伙”,民法里又出個“合伙”,世人會想到“合伙”和“團伙”有什么關系;另外,中文詞匯中有“伙同”一詞,指一起干事的,含有貶義,能不能再換一個詞。

  以后立法中,曾對“不得對抗第三人”的“對抗”提了不少意見,說這個詞太難懂了,政治術語中“對抗”具有敵我矛盾性質,能否換一個詞?為此,法工委民法室的人專門組織研究能否用另外一個詞代替“對抗”。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實在想不出能完全準確代替其含意的詞,于是只能繼續沿用。

  幕后故事

  在六屆全國人大四次全體會議討論《民法通則》時,我們四位專家教授都到會議討論現場,回答人大代表們提出的問題,并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如何修改作出及時的應對。

  有代表問,《民法通則》第九十條規定“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就這么幾個字,就成為一個法律條文?“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這句話是句大廢話,合法的借貸關系當然受法律保護啊!

  這個條文起草時,下面還有一句話,其原話是“合法的借貸受法律保護,禁止高利貸”。因為世界各國都禁止高利貸,這應該說是沒有爭議的。但是,“禁止高利貸”的條款拿到全國人大的會議上討論時,有的代表就問:“法律規定‘禁止高利貸’,那么,什么是高利貸呢?”這就必須給“高利貸”下定義,究竟超過銀行利率幾倍才算高利貸呢,4倍、5倍、6倍還是10倍?

  銀行的回答是,按照傳統的定義,超過銀行利率4倍的就算高利貸。可是,這句話在法律里面怎么寫呢?你寫進去是很麻煩的,難道寫成“超過銀行利率4倍都算高利貸”?當時,在江蘇、浙江、福建等地,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數量龐大的民間借貸。當地的借貸利率是很高的,當然也不是黃世仁的那種高利貸。債務人盡管借了高利貸,最終仍然賺了很多,利潤可能是80%~90%,甚至更高。債務人償還高利貸之后,仍然能賺很多利潤。可是,在西北地區,超過銀行利率4倍絕對算是很高的利率,算作高利貸一點兒都不冤枉債權人。

  “高利貸”如何定義的問題在代表中立即產生不同爭論。最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討論時,西部地區代表沒什么意見;而浙江、江蘇、福建地區的代表反映就很強烈,認為這樣解釋高利貸,那就意味著當地的民間借貸都要成為非法的高利貸行為而加以取締,因而無法接受這條規定。

  最終,只好取消這一條文中有關高利貸的規定,只剩下“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成為單獨一條。這一條文被后人指責為立法上的笑話:既然是合法的,當然受法律保護,還用得著我們花那么大力氣去立法。如果照此立法,我們還可以寫,“合法的買賣關系受法律保護”等無數條文。

  3 魏振瀛:《民法通則》中“民事責任”起草人

  人物小傳

  魏振瀛 1933年出生,河北威縣人,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編《民法》《民商法原理與實務》《疑難合同案例研究》等著作多部,合著《民法原理》獲國家優秀教材獎。

  一本被高校學子視如掌中寶的紅皮《民法》教程,如今已經出版到第五版。這本開啟法學學生民法之旅的教程主編是北京大學法學家魏振瀛。

  民事責任獨立成章

  83歲的魏振瀛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20世紀60年代,他開始在北京大學法律系擔任民法教師,長期從事民法教學研究,并參與了第二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兩本在1983年出版的、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教材,都有魏振瀛的身影:一本是魏振瀛主編的、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民法》教程;另一本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佟柔教授主編的《民法原理》,魏振瀛是該書作者之一。

  《民法通則》起草之前,全國人大法工委多次召開座談會聽取各界的意見。1985年6月,全國人大法工委召開了以民法學者和實物部門專家參加的座談會,魏振瀛參與其中。7月5日,法工委召開民法總則(后改稱民法通則)起草預備會。會上,魏振瀛被確認為民法總則起草人之一,負責起草民事責任一章。

  當時,針對民事責任是否獨立成章,有不同意見:反對方認為民事責任理論上不成體系,與整個民法不協調;支持方則認為民事責任獨立成章提高了民事責任的地位,有利于加強對民事權利的保護,人們也容易理解,且責任與義務的性質不同,將責任獨立出來理論上不存在問題。

  值得欣慰的是,魏振瀛得到學界和實務界對于民事責任獨立成章的肯定和支持。其中,佟柔教授在民法學者和實物部門專家參加的座談會上說,民法不能只規定權利,要有義務內容,不履行義務要承擔責任。

  《民法通則》頒布后,在陶希晉(政法界的老領導干部)主持的座談會上,王家福教授說:“傳統民法上的責任是債的一部分,《民法通則》將民事責任作為一章規定,提高了民事責任在民法中的地位。”

  此外,在1985年12月召開的《民法通則》座談會上,有法院的法官表示,民事責任能解決實踐中無法可依的問題,如對于違反合同的責任,不限于違反經濟合同的責任,在內容上具有總括性,有的條文更能體現商品經濟的要求。

  從《民法通則》中體現的“權利—義務—責任”立法思路,對魏振瀛先生以后研究民法典體系問題具有啟發意義。

  在起草過程中,令魏振瀛印象深刻的條文是《民法通則》第106條:“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問及原因時,魏振瀛說:“因為這一條不僅顯示了民事責任與民事義務的關系,而且顯示了民事義務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民法通則》頒布后,海內外學者對《民法通則》規定的民事責任褒貶不一,由此引起我對這個問題的疑問和思考,對我后來的民法學研究有重大影響。為此,我寫了多篇民事責任與債分離的論文。”

  分歧與突破

  談到《民法通則》起草,魏振瀛表示其過程并非一帆風順。

  其中,對于民法的調整對象是否包括婚姻家庭關系和繼承關系,在起草人之間有不同的意見。蘇聯民法把婚姻家庭關系排除在民法之外,對我國影響較大。有一種意見認為繼承不是商品經濟關系,也不是民法的調整對象。最后經過討論,起草者達成了共識,即婚姻家庭關系和繼承關系都屬于民法的調整范圍。

  對于公共財產和個人財產的保護,也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規定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一致原則;另一種意見認為過分強調保護公共財產容易發生左的傾向,侵犯個人權利。大家認為既要保護公共財產,也要保護個人財產,對民法條文如何表述沒有達成共識。

  當時,“社會主義國家民法的調整對象是什么”是個爭論較多的問題。王家福在這個問題上旗幟鮮明。他主筆起草的《民法通則》第一章對民法的調整對象作了簡要而準確的規定,這是民法新理念的突出反映。《民法通則》第一章明文規定了平等、自愿、公平、誠實信用、尊重社會公德、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等系統的民法基本原則,這在世界民事立法上史無前例。

  王家福教授針對我國社會現實,強調保護物權。他認為《民法通則》應規定物權。由于當時條件不成熟,他建議用“財產所有權和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此建議成為《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一節的題目。王家福教授是較早研究知識產權的學者之一,《民法通則》第五章第三節規定知識產權,與王家福教授的倡導有關。

  為民法典吶喊

  2014年,梁慧星在四川大學法學院舉辦的“民事立法、理論、實務若干問題”講座上談到,在北京大學著名民法學者魏振瀛先生80大壽的祝賀會上,魏振瀛的弟子和民法學界的許多人物都在場,也有立法機關的代表在場,魏振瀛在最后致辭的時候呼吁:“中國一定要制定民法典!”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特別提高了聲音喊出這句話。結果是全場沒有任何呼應,一片寂靜。

  針對上面的細節,魏振瀛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民法通則》曾被稱為民事權利宣言,成為改革開放的推進器。民法典所具有的重要的制度、觀念意義,也可以使其成為深化改革的加速器。”他認為,民法典是全面規范民事關系的基本法。現行的《物權法》《合同法》《婚姻法》和《繼承法》將經過修訂、補充,以便成為民法典分則的組成部分。《民法通則》中屬于民法總則的規定將修訂、補充成為民法典總則編。民法典是憲法之下的法典之一,這樣就進一步提高了民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首先,民法是根據憲法全面規范民事權利、用民事方法保護民事權利的法律。民法被稱為民事權利法。民法典中將對民事權利作全面而詳細的規定,豐富人格權的內容。民法典中規定的民事權利為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劃了一條底線,民法典對提高全民的民事權利觀念、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其次,民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民法典將對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法人和其他組織作出新規定,民法典的總則和分則都將突出體現平等、自愿、公平等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原則,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基本的法律依據。

  最后,民法典是衡量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我國的民法典將是總結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借鑒外國的立法經驗、反映21世紀新時代特點的民法典,是推動全面改革的加速器,將顯示我國法治文明的新高度。

  《民法通則》已入而立之年,為其作出卓越貢獻的佟柔先生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4 佟柔:中國民法先生的學術勇氣

  作為新中國民法開創人,佟柔被學界公認為“中國民法之父”。然而,他自己最喜歡的別稱是《民法通則》頒布之初到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美國法學家史蒂芬教授的一句戲語:“佟教授,我們應該稱呼您為中國民法先生。”

  法學之路

  佟柔,滿族人,于

  1921年6月20日出生于遼寧省北鎮縣,幼年時家境艱難。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走上了法學之路。當時,東北大學招收學生,不但不需要學費,而且還給予生活津貼。佟柔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報考了東北大學法律系。他的備考生活極艱苦,時常吃不飽飯。導致營養不良,患上夜盲癥。他還得過瘧疾病和傷寒病,頭發幾乎掉光。但他仍堅持學習,于1946年考入東北大學。

  1949年年初,佟柔在華北大學學習和工作。華北大學停辦后,他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外交教研室,開始研究生學習;1950年9月,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民法教研室,任中國民法和婚姻法教員。

  1969年,中國人民大學停辦,全校教工到江西“五七干校”勞動。1973年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全體人員調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他被調回該校進行民法教學和研究工作并長期主持和領導民法教研室工作,直到逝世。

  高興的事

  佟柔一生中最高興的事,大概是《民法通則》的順利起草和成功頒布。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借助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展開的破冰式大討論,佟柔在中國法學界首先提出: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法律。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計劃經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提出這種觀點需要極大的學術勇氣。在此基礎上,佟柔潛心研究外國各主要國家的民法典,逐漸形成了自成一體的中國民法理論。

  佟柔從不局限在書齋之內,他積極參加民法典的起草和《民法通則》的制定。《民法通則》的許多重要內容都采納了他的觀點。他還參與了《經濟合同法》《婚姻法》《繼承法》《著作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起草和討論。

  在決定將《民法通則》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后,在彭真的建議下,組織了一次陣容龐大的座談會,邀請了180多位學者和實務專家聚集在一起對《民法通則》進行討論,以便真正做到集思廣益。會議結束的時候,彭真還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了晚宴。這次宴會不單是請客吃飯,而且是代表著國家給予法律工作者的最高禮遇,也是對民事立法工作的極大支持。

  有人看到,就是在這次宴會上,緊靠彭真就坐的是一介布衣學者佟柔。會后,佟柔拉著中國著名的羅馬法研究專家、安徽大學法律系教授周枏的手說:“周老哥,這回我們的民法算是真的要出來了。”周枏老先生一邊瞇著眼笑,一邊不住地點頭。

  《民法通則》剛頒布那段時間,可能是佟柔一生中最忙碌、最高興的日子,他應邀到各地宣講民法。然而,兩年后,佟柔就病倒入院,被確診為癌癥。在住院治療期間,他念念不忘民法的研究和發展。1990年6月8日,他忍受癌癥的劇痛,從醫院回到學校,主持他培養的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生論文答辯。

  三個月后,這位享譽世界的“中國民法先生”離開了人世。然而,他留下的民法遺產,直到今天仍為我們所享用。(本部分內容摘編自《佟柔:中國民法先生》《誰是佟柔?》)

  5 人大發言人傅瑩:民法典編纂工作已啟動

  2016年3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副秘書長、發言人傅瑩(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民法典編纂工作已經啟動,從做法上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總則,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總則的征求意見稿已經出來,預期在6月能提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

  民法典編纂工作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啟動,過程一波三折。據中國法學會網站介紹,1954年、1962年和1979年,我國曾三次啟動民法典起草工作。但由于當時條件還不成熟,最終擱置。

  1998年,我國第四次啟動民法典起草工作。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民法典草案。由于民法典所涉內容繁雜,一次性制定民法典的條件尚不成熟,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先制定物權法等單行法,待條件成熟再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編纂民法典,民法典第五次起草工作也因此提上日程。

  2015年,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表示,民法典編纂已列入調整后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法工委正在抓緊開展研究起草工作。

  傅瑩在新聞發布會現場與記者的對話——

  記者:請問發言人,民法典的編纂工作現在到了什么樣的程度?好像遲遲都沒有動靜,想問一下這已經不是中國第一次做這樣的嘗試,現在改革強調的是市場發揮作用,編纂民法典是否有些推進不下去了?

  傅瑩:感謝你提到民法典的問題,很多人可能都不熟悉民法典,我也是到了人大(人大常委會)工作以后了解、學習了民法典這方面的知識。民法典對一個國家來講,它是民事領域的根本大法,其核心是要保障私權利,就是要讓公民在法律的框架內自己解決好問題,通俗地講,叫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編纂民法典是幾代立法人的心愿。你剛才也提到我們不是第一次啟動這項工作,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前后進行了四次立法工作,第一次是在1954年,最近一次是在2002年,幾起幾落,都是因為條件限制沒有實現。但是,大家也了解,我們國家在民事法律制度的建設方面一直沒有停步,這些年制定了《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還有很多單項的民事法律。另外,《民法通則》到今年已經實行了30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這個要求很明確,我認為也顯示了我們黨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魄力和決心。

  現在是再次拉開編纂民法典工作大幕的啟動時機了。這次,我們下決心要把這件事情完成。從做法上講,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總則,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總則的征求意見稿已經出來了,正在征求各有關方面的意見。發布會之前我也專門了解了一下,預期在2016年6月能提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我們審議時肯定也要張榜公布,向全社會公布法律草案,歡迎大家關注,提出好的建議意見。我相信完成民法典的編纂工作之后,一定能更好地維護人的尊嚴、保障人民的根本權利,為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奠定更加堅實的民事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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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國家的民法典

  《法國民法典》 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國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資本主義國家的和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基礎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賦予它《拿破侖法典》的尊稱。《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是“人權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體現。法典分為三編:第一編是人法,第二編是物法,第三編是“取得所有權的各種方法”,內容頗為龐雜,規定了繼承、贈與、遺囑和夫妻財產制以及債法并附以質權和抵押權法,還規定了取得時效和消滅時效。體現了“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預”這樣的立法精神。其基本原則為:全體公民民事權利平等原則、絕對所有權制度、契約自由及過失責任原則等。

  《德國民法典》

  1900年1月1日施行的《德國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國在德國制定的民法典,德意志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繼續適用,現在仍然有效。這是繼《法國民法典》之后,大陸法系國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它繼承羅馬法的傳統,結合日耳曼法的一些習慣,并根據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情況而制定,因而在內容上超出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法律原則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需要。但它在某些地方仍保留了德國容克地主經濟的特點。共分五編:總則、債務關系法、物權法、家族法、繼承法。在幾乎100年的時間里,歐洲沒有出現一部足以與《法國民法典》匹敵的民法典,直到《德國民法典》出現。

  《日本民法典》 《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于1890年制定了舊民法典,于1898年制定了新民法典。舊民法典分為五編——人事編、財產編、財產取得編、債權擔保編、證據編,公布后人事編受到批評,許多人認為無視日本“固有的淳風美俗”,特別是破壞了家族制度,形成論爭。于是,舊民法典施行延期。之后,日本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1893年,新起草的民法典在維持日本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特別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進行,全部民法于1898年7月16日施行。這部新民法典又被稱為“明治民法”,一直施行到現在。其中,親屬編與繼承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過了重大修改。《日本民法典》屬于大陸法系,注重結果而忽視判例法和程序法,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羅馬法,是在以《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為主要淵源的基礎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對中國也有一定影響。

  (特約撰稿人韓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生導師、北京京潤律師事務所律師,在其大力支持下本文得以完稿,特此鳴謝!)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16年4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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